从江西瑞金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星星之火，到1954年第一部宪法确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再到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承载着中华民族对民主政治的百年求索。作为扎根中国土壤的政治创造，它不仅是宪法确立的政权组织形式，更是中国领导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制度结晶。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确立，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制度竞争的必然选择，更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本质要求。其根本性体现在对国家权力的制度安排、人民主权的实现路径以及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中，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独特优势的核心载体。

历史必然：救亡图存的制度答案

近代中国的政治探索充满血泪教训。从戊戌变法的夭折到辛亥革命的未竟，从军阀割据的混乱到独裁的溃败，各种制度试验均告失败。毛泽东同志曾“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注定破产。中国自诞生起，便将建立人民政权作为革命目标。1928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建工农兵代表会议，到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参议会、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逐步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议行合一结构，为全国性政权建设积累了经验。

1949年《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形式宣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新中国的政体。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以根本法形式确立这一制度。70年实践表明，它实现了中国政治制度从少数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跨越，终结了近代以来政治衰败的循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这样一个有5000多年文明史、几亿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证明，这一制度是中国人民在浴血奋斗中筛选出的最优解。

制度本质：人民主权的最高实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性首先体现于其对国体的适应性。我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体决定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三重机制保障人民主权：其一，各级人大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解决了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其二，“一府一委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形成权力委托闭环；其三，人大代表联络机制使民意得以持续输入决策系统。这种设计超越了西方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逻辑，构建了权力统一行使与职能科学分工相结合的治理结构。

宪法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制度运行的核心。它既保障了人民广泛参与（民主），又实现了国家意志高效执行（集中）。相较于西方议会常因党争陷入“否决政治”，我国人大制度避免了“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治理困境。正如邓小平所言：“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这种设计确保国家决策既充分吸纳民意，又能迅速转化为行动力，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优越性。

治理效能：国家崛起的制度引擎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化器”与“稳定器”。通过立法权、监督权和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将党的主张、人民意愿转化为法律法规和国家战略。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制定600余部法律，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市场经济、科技创新、民生保障提供制度框架。在监督层面，人大通过执法检查、预算审查、专题询问等方式，推动“一府一委两院”依法履职。2018年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启动立法程序，仅11个月即通过《疫苗管理法》，彰显制度的问题响应能力。

制度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尤为突出。从“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从三峡工程到载人航天，重大国家战略均通过人大法定程序转化为全民行动。2024年工作报告显示，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全国人大依法新增6万亿元地方专项债限额化解隐性债务，批准设备更新、民生保障等系列政策，助力经济回升向好。这种资源整合能力，使中国能够高效应对风险挑战，创造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能保障民主参与，又能提升治理效能，是适配超大规模国家治理需求的制度设计。

民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载体

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渠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民主链条全覆盖。在选举环节，超过99%年满18岁公民享有选举权，人大代表实行“三平等”原则（人人、地区、民族平等），基层代表比例持续提升。在参政环节，设立5500余个基层立法联系点，2023年34件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收集建议46万条，许多被吸纳进法律条文。在监督环节，建立预算联网监督系统，推行执法检查“全流程透明化”，邀请代表参与专题询问，使民意贯穿权力运行始终。

相较于西方“选举日民主”，中国式民主强调治理全周期的人民参与。人大制度通过四种机制保障民主真实性：一是立法协商机制，法律草案经多方论证协商；二是政策反馈机制，如环保法执法检查推动PM2.5浓度五年下降42.3%；三是代表履职机制，代表需定期联系选民并述职；四是民意督办机制，2024年1256件代表建议100%办理答复。这种“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实践，使人民权利从政治领域延伸至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特质。

制度优势：文明传统的现代转化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生命力源于其对中华文明基因的传承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一方面，“民为邦本”的治理智慧融入现代民主实践，如人大代表强调“为民代言”而非党派博弈，协商民主传统转化为立法听证、专家咨询等制度。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思想通过民主集中制实现制度创新，既超越苏联苏维埃模式，又避免西方多党制陷阱。这种“两个结合”使制度兼具文化根脉与时代精神。

国际比较更凸显其独特优势。全球人口过亿国家中，8个实行代议制民主的发展中国家多陷入“无效民主”困境，而中国凭借民主集中制创造出持续发展奇迹。关键差异在于：西方制度下资本权力常凌驾于民意之上，政党轮替导致政策短视化；中国制度则通过人大整合多元利益，确保政策连续性与战略性。正如意大利前总理所言：“中国领导人看得远，因为他们不必为选票焦虑”。历史表明，照搬他国制度终将“水土不服”，扎根本国土壤的制度才最可靠。

七十载风雨兼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初创走向成熟，其根本性地位日益彰显。它不仅是人民主权的宪法表达、国家治理的效能引擎，更是中华文明对政治现代化的独献。新时代新征程上，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需进一步优化立法质效，强化人大对财政预算、国资管理的监督刚性；拓展“数字人大”应用场景，提升民意汇集效率；深化人大代表履职能力建设，完善基层代表履职保障机制。正如党的二十大所擘画的，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将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运行。让13亿人民的意志通过法治渠道有序表达，让民主与集中、活力与秩序在制度框架内有机统一，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底气所在。历史已经证明，唯有扎根文明沃土、回应人民需求的制度，才能引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仍将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制度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