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作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始终围绕一个根本议题展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在《路德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首次明确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命题并非偶然的概括，而是对人类两千余年哲学斗争史的深刻总结。从古希腊对本原的追问，到近代认识论的转向，再到当代对语言与实践的聚焦，思维与存在的张力始终构成哲学演进的隐形脉络。这一问题之所以“基本”，不仅因其贯穿哲学史始终，更因其决定了哲学家解释世界的根本立场与方法论，成为划分思想阵营的试金石。

一、基本问题的二元维度

本体论分野：物质与意识的第一性之争

哲学基本问题的首要维度聚焦于“何者为世界本原”。唯物主义主张物质先于意识，自然界独立于精神而存在，意识仅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如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强调万物由物质微粒构成，费尔巴哈指出“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与之对立，唯心主义将精神视为终极实在：柏拉图以理念为原型，黑格尔断言“绝对精神”外化出自然界。二元论者（如笛卡尔）试图调和，主张心物平行，但因无法解释二者互动，最终倒向唯心主义。这一分野绝非术语游戏，而是关乎世界解释的根基——若物质为本原，哲学需探究客观规律；若精神为本原，则需追问意识的创造机制。

认识论分野：思维能否通达存在

基本问题的第二维度追问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可知论者肯定世界可知性，但路径迥异：旧唯物主义主张直观反映论（如洛克“白板说”），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实践推动的能动反映；唯心主义可知论（如黑格尔）则将认识视为精神的自我回归。不可知论者（休谟、康德）质疑认识的可靠性：休谟否定因果必然性，康德划定“物自体”不可知领域。这一争议直指科学知识的有效性——若思维与存在无同一性，则一切理性建构皆成空中楼阁。现代科学的发展虽不断证实可知性，但量子力学等领域的观测困境，仍为不可知论留下反思空间。

二、传统命题的多元挑战

哲学自由本性与基本问题的张力

20世纪以来，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表述遭遇质疑。奥伊则尔曼指出，将思维与存在关系固化为“永恒轴心”，实质是教条化：其一，它忽视哲学史的丰富性。加缪视“自杀问题”（生命意义）为哲学核心，波普尔主张宇宙学问题才是终极关切。其二，它遮蔽哲学的创造本性。哲学的本质是自由的反思活动，其议题随人类实践不断拓展——从古希腊自然哲学到中世纪神学，再到现代语言分析，哲学并无固定疆域。中国“生生哲学”更以“参赞化育”为枢纽，聚焦天人互动与生命成就。若强行将多元思想纳入思维-存在二元框架，无异于削足适履。

怀疑论：被忽视的第三阵营

传统二分法另一盲点在于轻视怀疑论的地位。怀疑论并非简单的不可知论，而是对本体论问题本身的悬置。皮浪拒绝断言本原问题，主张“悬搁判断”；休谟质疑因果律的客观性，瓦解了科学知识的根基。这种怀疑精神推动哲学向批判性深化：康德通过“批判哲学”划定认知界限，维特根斯坦以语言游戏论消解形而上学争辩。在此意义上，怀疑论构成超越唯物-唯心对立的第三条路径，迫使哲学从独断论转向方法论自觉。

三、历史脉络与理论根源

从史前形态到近代自觉

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提出，植根于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原始社会对梦与死亡的困惑催生“灵魂不灭”观念，将精神视为独立实体；自然崇拜则将万物人格化，形成“物活论”。古希腊哲学开启理性探讨：巴门尼德区分“真理之路”（存在）与“意见之路”（现象），德谟克利特用原子运动解释感知。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唯名论与唯实论围绕共相实在性的争论，已是基本问题的雏形。直至近代，笛卡尔的“我思”确立主体性基点，康德“哥白尼革命”凸显认识的能动性，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才被清晰表述为核心矛盾。

语义学与实践论的介入

20世纪语言哲学为基本问题注入新维度。逻辑经验主义（如卡尔纳普）质疑传统命题的意义有效性：若“物质”“精神”无法被经验证实，则相关争论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对此，辩证唯物主义以实践论回应：列宁强调“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基本观点”，陈筠泉指出实践是主客体统一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更在《提纲》中宣告：“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实践作为沟通思维与存在的中介，既确证物质优先性（通过对象化活动），又彰显认识的能动性（通过创造性改造）。

四、当代哲学的理论价值

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基石

尽管遭遇挑战，哲学基本问题在当代仍具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历史领域，它转化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为分析社会结构提供钥匙：经济基础中的物质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形式。若否定此原则，易陷入“意识决定存在”的误区，如主张“社会意识通过实践决定社会存在”，实则模糊了制度变革的客观条件。

跨文明对话的整合框架

中国哲学虽未显性讨论思维与存在，但其核心议题可被整合进广义的关系反思中。儒家“天人合一”关注主体境界与天道运行的契合，道家“道法自然”探究规律（道）的客观性，《易传》“生生之谓易”揭示宇宙的生命本质。当代“生生哲学”提出“性命贯通-参赞化育-成己成物”的框架，其中“格物致知”对应认识论，“诚仁义礼”规范实践法则，最终指向主客体在生命成就中的统一。这既呼应西方实践哲学，又凸显中国智慧对关系和谐的侧重。

五、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

哲学基本问题的当代生命力，在于从教条走向开放。未来研究可沿以下路径深化：

1. 科学与哲学交叉：量子纠缠中的观测者效应、人工智能的意识模拟，迫使重新界定“存在”与“思维”的边界。

2. 非西方视角拓展：印度哲学“梵我同一”、佛教“唯识无境”等范式，可为关系问题提供多元本体论模型。

3. 怀疑论的再评估：在信息爆炸时代，怀疑精神对抵御独断论具新意义，需系统整合其建设性维度。

正如中国学者呼吁的：“我们的思想应当更解放一点”，唯有将基本问题视为活的问题集，而非封闭的教条，哲学才能永葆其“爱智慧”的本真。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哲学不可回避的元问题，它既是划分阵营的标尺，也是推动思想深化的引擎。尽管当代哲学呈现多元化趋势——从语言分析到生命实践，从解构怀疑到生态整合——但这些探索本质上仍在回应思维如何把握存在、存在如何制约思维的永恒张力。未来的哲学创新，需在坚持唯物主义根基（承认物质优先性）的汲取怀疑论的批判精神、非西方文明的智慧资源，以及科学前沿的认识论挑战，使这一“基本问题”在辩证综合中持续焕发理论生机。唯有如此，哲学才能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而非故纸堆中的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