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献提供了李清照再嫁的直接证据。据赵彦卫《云麓漫钞》收录的李清照亲笔书信《上内翰綦公启》记载，赵明诚病逝后，李清照在流亡杭州期间身患重病，张汝舟趁虚而入，以虚假关怀骗取信任[[1][2][113]]。婚后张汝舟迅速暴露本性，不仅觊觎她与赵明诚收藏的金石文物，更对她实施暴力虐待。信中明确写道：“忍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遂肆侵凌，日加殴击”，控诉了这段婚姻的欺骗性与压迫性[[2][22][122]]。

法律文书与同时代记录佐证了再嫁事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二年条目明确记载：“汝舟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入官，遂编置柳州”，印证了李清照因告发张汝舟科举舞弊而入狱的史实[[2][122]]。同时期学者王灼在《碧鸡漫志》中亦评其“再嫁某氏，讼以离之，晚节流荡无归”，表明再嫁离婚之事在宋代文人圈中并非秘闻[[2][23]]。

否定再嫁说的动机与矛盾

明清学者对史料的系统性质疑存在漏洞。明代徐勃以“年近半百改嫁不合常理”“官宦女岂能失节”为由否定再嫁，但宋代妇女再嫁实属普遍现象。据《宋刑统》规定，寡妇再嫁合法，且李清照再嫁时约49岁，宋代改嫁案例中不乏更高龄者[[2][22][46]]。俞正燮指《上内翰綦公启》系篡改，称信中“无根之谤”字样实为李清照自辩未再嫁，但此说忽略全文语境——该句旨在强调张汝舟的欺骗行为属“无根之谤”，而非否认婚姻本身[[2][122]]。

道德审判掩盖历史真实。清代卢见曾等为维护李清照“贞洁才女”形象，刻意忽略宋代社会背景。程朱理学虽在南宋兴起，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尚未成为社会铁律。相反，李清照的离婚诉求反衬其反抗精神：她不惜以入狱为代价控告丈夫，突破“妻告夫，虽实，徒二年”的法律限制，最终在綦崇礼干预下九日获释[[1][2][113]]。这种勇气被明清卫道者刻意淡化，转而塑造其从一而终的幻象[[22][46]]。

接受史的性别政治与当代重评

“才女之累”折射性别偏见。汉学家艾朗诺在《才女之累》中指出，李清照的接受史实质是男性话语权下的形象规训。南宋至明代，评论者从“无检操”（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指责转向“为贤者讳”的洗白，核心矛盾在于：其文学成就需被推崇，但再嫁行为不符合日益强化的贞节观[[23][46]]。明清文人将其奉为“婉约词宗”的不得不否认再嫁以调和“才女”与“贞妇”的身份冲突[[23][46]]。

现代学术回归历史语境。20世纪以来，黄盛璋、王仲闻等学者通过考据证实再嫁属实。关键证据链包括：1）宋代原始档案与李清照自述的互证；2）张汝舟行踪考据显示其确在绍兴初年任职杭州，与李清照流寓轨迹重合；3）《金石录后序》对文物散佚的悲愤书写，侧面印证张汝舟夺产动机[[2][46][122]]。更重要的是，当代研究超越贞节争论，转而关注其离婚诉讼中展现的女性自主意识——美国学者伊沛霞指出，李清照以法律手段终结暴虐婚姻，是宋代女性罕见的主体性实践[[46][124]]。

结论：婚姻争议背后的历史隐喻

李清照再嫁张汝舟的史实，从宋代文献到当代学术已形成完整证据链，而否定论的本质是父权社会对女性道德形象的规训。这一争议的演变史，映射出八百年来性别观念的变迁：宋代部分文人对再嫁事实的坦然记载，到明清理学语境下的刻意遮蔽，再到现代研究对女性主体性的重新发现[[22][46][124]]。

其婚姻悲剧的深层意义，在于揭示才女在传统社会中的结构性困境。当李清照以“生当作人杰”的豪情超越性别限制时，社会却以贞节枷锁束缚其人生选择。正如《才女之累》所警示：唯有剥离“贞洁烈妇”的标签，才能正视她面对国破家亡时保存文化的执着、反抗暴力的勇气，以及用文学重构女性价值的开创性努力[[23][46]]。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挖掘其法律诉讼背后的性别政治，并对比宋代女性再嫁案例，以更立体地还原这位“千古第一才女”在婚姻围栏间的卓绝突围[[12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