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写作中，公告与通告因名称相近、功能相似常被混用，实则二者在适用范围、效力层级及社会功能上存在本质差异。据《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定义，公告是“向国内外宣布重要事项或者法定事项”，而通告则是“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应当遵守或周知的事项”。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法律文本中，更关系到政策传达的精准性和权威性。当前实践中，诸如企业滥用《鸣谢公告》、社区误标《疫情防控公告》等现象频发，凸显厘清二者区别的紧迫性。本文将从性质、权限、内容、范围等维度系统解析其差异，为公文规范提供理论支撑。

一、性质差异与适用范围

公告的核心功能是宣告性与法定性。它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场域，内容需具备全局影响力或法律强制性。例如全国人大公布宪法修订、外交部宣布外交承认等，均属典型的政治性公告；而司法考试日程、国家招标结果等法定程序事项，则体现其程序性公告特征。此类文本往往不直接要求执行，而是通过权威发布确立公众知情权。

通告则侧重执行性与管理性。其内容多为职能部门在职权范围内对特定群体提出的行为规范，如交通管制、疫情管控、市政施工等。以某市地铁施工绕行通告为例，它明确划定适用路段和时间，要求市民“遵守”而非仅“知晓”。这种地域限制性和行为约束性，使其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工具。值得注意的是，通告的专业性较强，常含行业术语（如“匝道封闭”“抗原筛查”），与公告的普适性语言形成对比。

二、制发机关权限比较

公告的发布主体受严格层级限制。根据行政惯例，党和国家高级机关（如国务院、全国人大）是公告的主要制发者；特定情况下，司法机关、外交部或经授权的部门（如财政部发行国债）亦可使用。这种限制源于公告事项的全局性影响——例如央行发布汇率调整公告，可能引发国际市场波动，须确保信息源的绝对权威。

通告的制发权则具有广泛性。上至省级（如省级禁毒通告），下至居委会、物业公司均可在职责范围内发布。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的实践尤为典型：国务院卫健委发布全国防控指南，县制定社区出入规则，村委会张贴隔离提示，三者虽同称“通告”，但层级效力截然不同。需警惕的是，基层单位滥用公告现象普遍，如某县政务中心发布《服务时间调整公告》即属权限越位，依法应修正为通告。

三、内容特征与效力层级

公告事项具有战略重要性。其内容通常关联国家主权、法律程序或重大公共利益，如宣布南海军事演习、港珠澳大桥开通等。法律还专门授权特定公告具有强制效力，如《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公告纳入甲类管理的传染病后，可即时启动隔离措施。这种“告知即生效”的特征，使公告成为行政效力的“加速器”。

通告内容侧重业务操作性。多针对行业管理或区域治理需求，效力限于特定领域。例如市场监管局的《冷链食品检测通告》、文旅局的《景区限流通告》等，均属对既有法律法规的具体化。其强制力亦有限度——小区物业发布《垃圾定时投放通告》虽可设置违约金，但若超出《物业管理条例》授权范围，则面临法律效力争议。莫于川教授指出，疫情期间部分社区“通告”擅自升级封控措施（如禁止医护人员返家），实则为无效指令。

四、发布方式与受众范围

公告依赖全域覆盖型传播。其法定受众包含国内外机构、公民及国际组织，故发布需依托具有跨境传播力的媒介。典型如新华社受权发布国家机关公告，或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海外版公告涉外诉讼文书。数字时代虽新增门户网站、政务APP等渠道，但传统媒体的权威背书仍不可或缺。

通告采用精准触达式发布。依据受众范围选择渠道：市政交通类通告常在公交站台张贴；校园停课通告通过家长微信群推送；企业招标通告则定向发送合作平台。研究显示，受众越精准，执行率越高——某市重污染天气限行通告通过短信定点推送后，违规率比报纸公告下降67%。但需注意，涉及公民义务的通告（如个税申报）仍需保留网站公开路径，以满足程序正当性要求。

规范使用与制度重构

公告与通告的本质差异，实则是国家治理层级性在文本形态上的映射。公告承载全局性权威，通告体现局部性规则，二者构成国家话语体系的“双轨通道”。当前混用乱象的根源，既有基层对公文功能的认知偏差，也暴露法律解释的模糊性——例如《条例》中“重要事项”与“一定范围”缺乏量化标准。

未来需从三方面改进：制度层面，建议修订《公文处理条例》并出台解释细则，明确公告的“涉外性”“全国性”底线；实践层面，将公文写作纳入公务员考核，杜绝县局级机关滥用公告的行为；技术层面，开发智能审核系统，依据发文机关级别自动校验文种匹配度。唯有如此，方能使每一份公文都成为法治精神的精准注脚，而非模糊治理的瑕疵标本。